今天在抵达塔拉兹途中，应东干族协会会长安胡塞拐到陕西村去会陕西乡党。那里有一个原生态的婚礼要我们这些老舅家来的人去体验。“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何况是一百多年未见面的乡党，何况是离家乡千里之遥的乡党。我不禁想起岑参的边塞诗《逢入京使》“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140多年前，陕西回民在清政府的驱杀下，沿丝路西行，翻越天山走出国境，之后就杳无了音讯。直到百年后俄裔学者葛维达一篇关于前苏联“东干人”风俗习惯的文章，透露他们是19世纪80年代定居中亚的中国陕甘回民的后裔，东干族和陕西村才浮出海面。
他们一直深深地思念着故土。早在1910年，曾有4个东干族乡党绕道莫斯科、北京，克服许多困难来到陕西寻根问祖。1930年前后，又有7个人找回家乡。当时的陕西战乱加天灾，民不聊生，加之民族隔阂还很深，没人敢接待他们。回去后，他们伤心地说，乡党不认咱们了，从此失去了和老家联系的信心。
媒体的报道，引发了全国性的关注。那以后，他们和家乡的联系愈来愈多。1993年，前苏联回族协会副主席黑老五应邀参加了陕西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用地道的陕西话在屏幕上给乡党拜年，成为三秦大地的新闻人物。不久他们组织一批东干族子弟来西安大学留学。巧合的是，黑老五的儿子在西安交大还听过我老伴讲的中国近现代史课程。
后来，我又有幸和回陕的哈萨克斯坦“陕西村”村长胡安塞一起吃过饭，互赠书法作品。我给他写的是“三秦好儿女，中亚扎营盘。”（营盘村、新渠、哨葫芦是东干人在东亚聚后的三大中心。）他不会写中文，却用毛笔以俄语拼出一句陕西话送我，“东干人把家乡想扎啦”，后面的署名竟是“东干族陕西村‘皇帝’胡安塞”。我吃了一惊，他笑着解释说“咱那儿把领头的都叫‘皇帝’呢！”
婚礼完全是老西安色彩。新娘清一色的清代古典服装，凤冠霞披，绣花旗袍，脚蹬缎子裹的木屐。她向墙而坐，背对大家，新郎不来不能在外人面前亮相。外围坐一圈小妹妹，我想这是一种婚嫁民俗教育传承的方式:你们将来也要象她这样出嫁。婆家接新人的汽车来了，她披上盖头款款挪步车前。到了婆家门口，新郎出来，用双手作望远镜状瞄车内，伙伴们问:瞄见么？没瞄见。再瞄。如此者三，新郎大喊，瞄见啦，把帽子朝车上一甩。大家又喊“没油啦没油啦”，索要红包好去加油，安胡塞代表婆家长辈、我代表舅家随了份子钱。于是进门，拜堂，抹红，开席。少顷，娘家人与新娘道别，人人抹着眼泪退场。新娘自始至终低眉顺眼，面无笑容---就要离开亲爹娘了，怎能笑得起来？到了新家侍奉公婆，又怎能不低眉顺眼？
这一切就象百年前老西安宅子里的场景，而又确实发生在万里之遥的当吟东干族的陕西村里。这不仅是一种民俗的保存，是飘零外域的人们在传承、铸造自己的群体凝聚力。
东干族的陕西人很能行，到中亚后，不仅以辛勤的劳动摆脱了贫困，安居乐业，成为当地极受尊重的民族。他们为哈国带来了精耕细作的粮食、蔬菜种植业，虽以务农为主，也出了不少教授、企业家，还有代表选为全国议员。更令人尊敬的是，在异质文化的包围下，他们较好地保留了中国文化。他们老一代的人爱说陕西话，村里不定期地组织中文演讲比赛。我们从老者那里听到许多陕西老话俗语，象“人离乡贱，物离乡贵”、“宁念本乡一捻土，不爱他乡万两银”还有“衙门”、“大人”、“学堂”等等。他们称银行为“钱庄子”，称“签名”为“画押”，把饼干叫“花馍”，结过婚的妇女叫“婆娘”，把“米粮川”叫“米粮番”，陕西人正是将“川”字读为“番”音的。许多人把东干族称为“陕西近代文明的活化石。”
下午，我与安胡塞、王志作了一个“长安对话丝路”的电视话题。开场由孩子们用老西安话表演儿歌。当稚嫩的乡音念起“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我几乎要流泪。为了保持自己与故土文化血缘，一百多年来，他们实在太不容易了。安胡塞介绍了陕西村札根异域、重建家园的情况，我们就此深入讨论了这块中华文化国外飞地的种种问题:东干人如何保存自己的文字、语言、风俗和群体文化心理？这种文化你存的意义？如何处理交流与凝聚的关系？如何借助新丝路经济圈将防守性文化保存转化为进取与开放性发展？
东干人不满足于只当陕西文化在异乡的化石，他们正以“老舅家”经济文化强大优势为背盾，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加强中亚各国与中国、与陕西的经贸文化交流。陕西村在外工作的人，都喜欢在中国公司工作，他们已经成为中亚各国与中国贸易的先行者。
晚餐是地道的秦地面片，酸辣甜咸恰是老陕最爱。我不客气咥了三碗，是出国后吃得最过瘾的一顿。
2014年8月5日于塔拉兹赴边境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