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地址链接：http://sn.ifeng.com/jiaoyu/detail_2012_11/13/424507_0.shtml）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上提出，坚定不移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做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为我国的发展轨迹把了脉，对未来发展点了题，同时也给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新的研究任务。我谈谈一些粗浅的体会和感想。
道路自信
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从世界范围来看，道路的选择，是各国人民的权力，是他们对自身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综合认知之后作出的重大选择。“二战”之后，民族独立、和平发展是世界的总趋势，我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走这条道路，前三十年，我们开拓探索，交了昂贵的学费，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指导下，调整了治国方略和发展策略，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从此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这是历史的选择、时代的选择，三十多年来的发展轨迹和经济成就表明，这是正确的选择。
经济成就增强了我们的道路自信，同时也将增强文化自信和实践自信。这是因为，中华民族的进取、忧患、自强等文化要素使得我们有信心、有勇气汲取历史教训，担负时代使命，把握发展机遇，调整理念和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了文化自信，就可以继续迎接发展道路上的任何挑战。成功地迎接挑战，靠的不是什么神仙皇帝，靠的是我们中华文化孕育的广大人民群众，是他们“摸着石头过河”，创造性地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取得了今天的辉煌成就。为此，增强道路自信，说到底就是对人民群众踊跃投身于改革开放实践的强大生命力的自信。
为了增强道路自信，我认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有时代责任去研究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发展史，改革开放的实践史，认清我们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正确的选择。向青年一代传播道路选择的知识是重要的教育内容。但绝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从中外各国的道路选择及其发展经验上摆事实，讲道理，让青年一代自己悟出道路选择的逻辑，自觉增强道路自信。这就需要大力发展中西比较研究，包括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各个方面的中西比较研究。
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各国纷纷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上世纪90年代，国际上曾一度出现“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社会已经万路归一，只剩下资本主义一条道路了。这是理论错觉，是片面价值观使然，因为它否认了人类历史和社会现实的一个根本特征，即文化差异性。文化差异性表现为信仰认同、价值取向、思想意识形态的选择是民族性的、人民性的，所以应该是多元的。如今，承认文化差异性已是国际社会的共识。基于这个共识，最新的全球化理念是一体化和本土化的结合、标准化和个性化的结合、国际性和民族性的结合。同理，最新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也在经济、社会、环境三要素之外增加了文化要素，强调文化差异性的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素之一。所以，坚持文化差异性的理念，大力发展中华文化研究，提炼和创造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化体系，是增强道路自信的重要研究任务之一。
理论自信
增强道路自信必须建立理论自信。所谓理论，就是关于研究对象的本质和内在变动逻辑的系统认识；而所谓理论自信，就是有信心和有能力建立、把握、调整和完善这一系统认识。有了理论和理论自信，就可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及其实践经验上升到抽象层次，作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和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传播开来，流传下去。从这一点来看，建立理论自信对增强道路自信意义重大。
如何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内在变动逻辑？这是摆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的重大理论问题，而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是党和人民赋予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可预见的未来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预示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命力的问题也就超出了国界，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问题。为此，我们不但要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特殊性、社会特殊性的本质，用本国人民听的懂语言、容易接受的方式从事理论表述，同时又要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跨文化、跨社会结构的一般性本质，让世界各国的人民也听的懂我们的理论表述，进而愿意接受我们对中国道路及其实践经验的理论表述。近些年，中央领导提出了“中国经验、国际表述”的任务。如果切实做到这一点，那将大大增强我们的理论自信，扩大我们的国际交流，提高我们跨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为了增强理论自信，我认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面临两个重大的理论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如何概括和描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特殊性本质和社会特殊性本质。既然是中国特色的，那么它是具有文化特殊性和社会特殊性的，也就是说，我们正在实践着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受特殊的中华文化要素和特殊的社会结构要素的制约而作出的理性的选择。那么，这些文化和结构的要素是什么？具体地说，占主导地位的信仰、价值观、思想意识形态等文化要素是什么？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都有哪些基本要素？它们是如何制约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的？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精确的理论表述。
第二个挑战是如何概括和描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跨文化、跨社会结构的一般性本质。我们可以满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特殊性和社会特殊性本质的理论表述，因为我们走的这条道路是对中国人民负责的，不需要刻意地对别国人民或国际社会负责。但是，这不是国际共产主义的精神。我们毕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有着国际主义的胸怀。这是我们的政治价值理性。同时，我们也还有工具理性，就是说，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将来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必将更多地承担参与国际事务、影响世界走势的责任。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必须探讨我们的成功经验的跨文化、跨社会结构的一般意义的理论本质。对这个本质的表述应该用国际概念来完成的，不然，国际友人和国际利益相关人就不明白我们的经验的国际价值。在这方面，我们特别要研究国际流行或具有共议的理念。比如，市场经济的理念、民主政治的理念、民间社会的理念、人的尊严的理念、文化能力的理念、社会资本的理念、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等等。不是说必须同意或委屈地接受所有这些理念，而是说要了解这些理念，区别我们的理念与这些国际理念的异同，从比较的视角来完成关于我们道路选择和成功经验的理论表述。这是能够争取朋友、发展友好关系、获得广泛理解、减少不必要交流困惑的视角。
制度自信
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都最终体现于制度自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表述不是几句空话，这一表述的落脚点是制度建设。制度是一个体系，包括基本制度、主要制度、具体制度。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就，是我们正确地选择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是对我国基本制度自信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制度保障是关于党的领导地位的制度。相信党的领导，净化党员干部的灵魂,纯洁党的肌体，以改革开放的精神不断完善党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领导管理方式，是增强制度自信的重要内容。
从现代社会学的制度理论上看，有效的制度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是，有效制度基于社会文化认知水平，也就是说，有效制度所借以发挥作用的文化信仰、社会价值观、政治意识形态具有广泛的人民性，为人民所接受，不接受的人应占社会的少数或极少数。二是，有效制度中的各种规范，包括法规、条例、规定等等，不但是确定的，而且是相互兼容的，本质同一的，互相不发生矛盾或冲突的。三是，有效制度是制裁有力的，具体表现在道德制心而使大多数人不发生违犯制度的行为倾向，法律裁行而使违犯制度的少数人绳之以法。
以上述三个方面为标准，我们的部分主要制度和大量的具体制度，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进一步增强制度自信，在实践层面，我们的制度建设有多大提升空间？从哪些方面入手才能提高我们的制度的有效性？这些还需要我们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深入研究。
作者简介：
边燕杰，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终身教授，作为海外高层次人才曾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国庆观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