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8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我校人文学院共有3个项目获得立项资助，位列我校文科学院第一，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为了使更多教师了解三位首席专家及其研究、团队，并对青年教师所进行的学术研究有所帮助，同时也促进人文学院在科研文化氛围方面的建设，主管科研的副院长王伟副教授进行了首席专家专访。
本专访以“首席专家谈学术研究与创新”为题，分为三期：第一期是哲学系邬焜教授专访“以理论问题为导向 潜心研究开拓创新”，第二期是社会学系梁在教授专访“国际学者的跨国研究与前瞻思索”，第三期是新闻与新媒体学院李明德教授专访“现实问题引导下的科研拓展与创新”。
李明德教授访谈录：现实问题引导下的科研拓展与创新
王 伟：非常感谢李教授接受本次专访，祝贺您的项目“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大众媒介与社会思潮传播研究”获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我知道您的学术经历是非常丰富的，请您给介绍一下您的学术研究道路。
李明德教授：首先对学院表示热烈祝贺！人文学院今年国社科重大、重点和教育部重大课题获得了历史性突破，是我们这些年来积累的科研力量在瞬间得到了爆发。从另一个方面也体现出人文学院对科研的重视，所提出来的“教学立院、科研强院”得到了圆满展示。
我本人这些年来一直把获得国家重大或者教育部重大作为追求的目标。特别是国家重大，这几年几乎每年都积极申报，希望获得成功，但竞争非常激烈。申报过程其实是对以往科研工作的总结、对科研能力的锻炼和提升、对未来研究方向的凝练。今年获得教育部的重大项目，应该说是最近这几年在舆论导向、社会思潮、意识形态传播方向研究成果的结晶。
我到交大工作35年了，在交大的前十年，1983年到1993年，我主要在校报编辑部做新闻传播实务工作。校报虽小，“五脏俱全”，采写编评甚至划版、跑印刷样样都得会，更能锻炼人，但科研很少介入。到了1993年，顺应广电工作者对新兴的有线电视技术的强烈渴求，我参与了国内较早的专业科技期刊《中国有线电视》的创建并出任执行主编，从此既做编辑出版工作，又对科技期刊传播以及媒介经营与管理的研究产生浓厚兴趣，那段时间我发表的论文、出版的书大部分都是围绕这个选题而展开的。后来到了2007年，中文系向校内外公开招聘传播学教授，我就从期刊中心应聘过来了。之后，我的科研方向得到了拓展，除了继续保持我的科技期刊传播这个研究方向以外，又拓展到了新闻传播特别是网络传播领域。2002年时，我就在咱们学报上发表过一篇论文《对网络新闻的认识》，对这个方面的关注比较早，后来则拓展到了新闻学、传播学的不同层面。再后来，新媒体兴起，我的研究方向又由对传统的新闻传播研究转型到了对新媒体传播的关注上，比较侧重网络舆情、网络舆论，实际上就是新闻传播与舆论引导、新媒体与社会治理、新媒体与意识形态传播几个方面，一直持续至今。
其实，从1983年进校到现在，我的身份主要是“媒体人”。1983年到1993年我是交大校报的编辑，1993年到2015年我先后做《中国有线电视》杂志的执行主编、主编、社长兼主编，其间又断续参与过电视广播中心的一些工作。2015年4月新闻与新媒体学院成立，学校任命我为院长，因为中国有线电视杂志社是一个企业，不允许校管干部在企业兼职，所以我就离开那里一心一意做好学院的建设与发展。2017年元月，又接受学校任命，成为《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的主编。所以，从1983年至今，从业务上讲我主要做的是编辑工作，后来才介入到教学领域。但无论编辑还是教学，因为从事的工作一直是新闻宣传、编辑出版与传播，所以我的学术研究都是处在新闻传播学大的范畴里。
王 伟：从您的学术经历能看出来，您一直都是身兼数职，而且您所从事的工作和所研究的领域一直都是在不断扩展，但无论怎样扩展一直都在新闻传播的范围内，这可能就涉及到一个很多老师都会面临的问题：如何在一个比较大的领域内确立一个适合自己发展或者比较有前途的小领域呢？在您的介绍过程中，像网络新闻，绝大多数人可能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您就已经很敏锐地把握到了，而且新媒体也是如此，您总是能很敏锐地把握到重要而持续的新兴领域作为自己新的研究，您是怎样选择、确立的呢？
李明德教授：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的研究方向的选择在许多时候可能只适合于我，因为我是一直做新闻传播和期刊编辑工作，工作本身给我提出许多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90年代初我们创办杂志时，面临的问题就是企业化经营和如何争取更多广告，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加上我们办的期刊是个科技期刊，我是学中文出身的，好多人有疑问，你办科技期刊，里面的符号图表、推导公式你都看不懂，怎么做主编？这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1995年前后，我就探讨一个问题：如何经营期刊。过去我们说编辑的工作是“剪刀加浆糊”，编辑完全是被动的。到了企业化运营时，主编一定是几个“家”集于一身的——编辑家、经营家、管理家。主编包括编辑要由被动的来什么稿编什么稿，主动转到干预来稿引导来稿；主编要由编辑的身份主动转为编辑、经营与管理的身份，而经营的要求对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完全市场化的期刊来说更加重要。必须把主编从埋头编辑的事务中解放出来，形成主编的理念+审稿专家的专业判断这样一个新的编辑模式。这样的做法现在看来很普通，社长与主编也有了明确的分工，各司其职，但在90年代初大家对“市场化办刊”还处在朦胧模糊之际，这样的探索是有超前意义的。到了1999年，我们的期刊办得非常有影响，教育部评优秀期刊我们被评为一等奖，教育部发文视其为同级科技进步奖，在杭州开期刊会时我在大会上曾做过经验介绍。
现实会不断提出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方面看别人的资料，一方面自己不断思考不断摸索，把实践作为学术思考的基础，这样自己的研究方向就定下来了。到后来新媒体起来了，如何借助新媒体不断拓展业务范围、扩大影响、提高经营效益？这又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所以还是现实提出要求——怎样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结合？困境太多，冲击太大，你不能回避，只能不断寻求解决之道。
那么我是如何从对科技期刊的关注拓展到网络新闻方面的呢？2002年我在中文系开始带硕士生，2003年开始给硕士生先后开设新闻传播实务、媒介经营与管理、文学文化传播课程，你不了解网络、新媒体、新传播肯定不行。所以还是现实的推动，一个是期刊的现实，一个是教学的现实，现实推动着你往前走，研究方向的确立就有了比较扎实的基础，也有了能够经过课堂教学和编辑实践对研究方向的价值的验证。再后来，我研究网络舆情、舆论引导，基于此，我跟博士生硕士生团队连续四年发布陕西省网络传播十大案例及其研究报告，这就涉及到对新媒体新的传播特性的研究。再后来为什么关注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呢？是因为我做了中文系主任，新闻传播学科当时下设于中文系，文学学科和新闻传播学学科都要健康发展，那如何才能发展得更快更好？又是现实逼着你要不断思考这些问题。我与别人不同的一点在于，我对一些社会现象、新闻传播现象、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很喜欢思考，而且思考完了喜欢动笔写出来，慢慢的成果越积累越多。所以我的经验只适合我，是和我较为丰富的新闻传播、期刊编辑实践密不可分，别的教师不见得可借鉴。
王 伟：我觉得对教师来说还是非常有启示的，可能有的教师对于社会现实不像您这么关注，更希望从书本上、从理论上来确定一个研究方向。
李明德教授：纯粹从文献里获得科研灵感，这条路也能走得通，也不乏做得很好的学者，尤其是基础性、理论性的研究更是如此。但是结合我个人的实践体会，人文社科工作一定要跟现实保持高度敏感和密切接触，要经常观察社会现实，对社会现实中的现象要经常思考为什么如此、为什么这个时期如此、为什么对这一类人如此、影响的社会文化因素是什么……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来源于现实，必须回到现实中去呼应现实，解决现实需要人文社科工作者解决的问题，这样我们的研究才可能有正确的方向和坚实的立足点。另外，我经常给我的博士生团队说，咱们是做人文社科研究的，我不主张你们把自己局限于狭小天地，不与社会接触，提倡大家经常在一起多讨论多交流，观察一些社会现象、思考一些社会问题、结合专业所长写一些学术文章，你会感到其乐无穷。读死书死读书是不行的，人文社科学者不能对社会现实视而不见，缺乏观照，缺乏思考，缺乏解决问题的胆量。
王 伟：您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研究道路时，有没有什么事是很难忘的，或者对于您来说是意义深远的事呢？当时可能是一件小事，但回顾的时候会觉得它挺重要的，而且可能会对您的研究起着某种方向性的引导。
李明德教授：具体的事情我还想不到，但有两个方面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一是我比较乐观，二是我有非常好的团队。好多不开心的事情过一两天就忘得一干二净。正事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精力去琢磨“人”的事情。学生们一直记着我的话，他们在多个场合经常引用：多谋事不谋人，多想想如何把事情做到最好，而不要用人的闲杂事分散你的注意力。做科研的确是一种快乐，突然间有了发现，是一种快乐；突然间有学术灵感，是一种快乐；突然间想到了一两句美妙的语句，也是快乐；费了洪荒之力把论文论著写出来了，更是一种快乐。我是非常享受这个过程的，在享受过程的同时，尽量追求完美，等到拿出成果，反倒是非常冷静、非常理性的了。
但也有“闷骚”的时候，这次拿到重大项目，我开完会正在从成都回西安的高铁上，在微信里看到我的博士生发来的信息，当时要不是在高铁上，我肯定能蹦起来，这是我们期待已久的，我们有理由兴奋。快出结果的那几天，我的团队一直在教育部人文社科网上刷屏，都希望在第一时间第一眼看到理想的结果，终于如愿以偿。
王 伟：所以您说有一个非常好的团队。
李明德教授：我们这个团队确实非常好。目前在国家课题层面、学校层面，科研团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前不久张迈曾书记问我能不能说说怎样发现并培养一支比较优秀的科研团队，当时我讲，首先是志同道合，把愿意为科研付出的一批人聚拢在一起，大家在一起无论开会、讨论，还是闲聊，起码有一个共同的志趣；其次，在团队里确定一个项目负责人非常重要，团队总负责人是掌握大方向的，具体怎么落实到不同的项目组，项目负责人的选择就非常关键，这是我这几年来体会很深的一点。这个人既要有学术敏感、学习能力、科研能力，还要有团结协作能力，才能把一批人组织起来、凝聚起来。团队总负责人提什么要求，他理解到位再要求成员，他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中介和组织协调作用，大家才能执行到位。我的团队里就有几个这样的项目负责人，一个接一个，目前接力到第五任，都非常优秀，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所以把团队项目负责人选好，确实能帮助这个团队尽快推出成果。当然还有一点，团队成员多，程度水平都不相同，让所有成员一定要参与到团队当中锻炼提升，不要让他感觉团队对他有疏远。团队团队一定要团结，是大家团结在一起做事情的队伍。
王 伟：您作为团队总负责人，怎样选择、确定子项目负责人呢？
李明德教授：这主要有几种途径。第一，团队经常有小型的学术研讨，从他们的自主发言里可以判断出谁的学术基础怎么样、谁的学术能力怎么样、谁的语言表达能力怎么样；第二，我们过去经常组织户外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可以发现谁的组织协调能力比较强；第三，博士生刚一进校，我就有意识地给他布置题目，通过他完成题目的过程，也可以看出他的科研敏感性、科研能力等综合素质。当然，人无完人，要把这些特点都聚集在一个人身上比较困难，这就要从不同的角度发现人用好人。可能某一个人科研能力不是太强，但具有亲和力领导力，在大家心目中就是老大哥，那就不妨让他来当项目负责人，给他配备一个科研方面的助手就行了。
王 伟：您在组建团队、发现人才和使用人才方面有着非常独到的见解。
李明德教授：我从2010年开始招博士，到2017年我有六个博士毕业，这算是比较快、比较多的。后来跟大家聊天他们都认同我的团队价值观：让每一个人在团队里开心快乐各得其所，能够充分发挥特长。当然现在面临一个新的问题，从2016年到现在博士生一直招的是女生，缺少男生，不利于组建结构合理的科研团队，所以要思考下一步团队建设怎么适应目前的状况，探索出一条路子来。
王 伟：您对现实的把握以及现实所提出的问题的敏感性特别强。
李明德教授：确实，好多问题都是现实逼着你要思考、要研究，要拿出成果来。
王 伟：您刚才谈的是团队建设问题，在重大项目的申报过程中，团队的组织是非常重要的，您认为除了团队的组织以外，还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告诉老师们呢？。
李明德教授：根据研究方向确定团队，根据团队优势确定研究方向，是两种不同的模式。这次教育部重大选题中有三个是关于新闻传播学的，一个是习近平新闻传播思想研究，一个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大众媒介和社会思潮传播研究，还有一个是跨学科特征明显的即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的研究，与新闻传播也有密切关系。咱们申报的这个项目，和马克思主义学科关系非常密切。
我之所以选这个题目，是因为前期有相当的积累。我们近些年来发表的网络舆情、舆论引导方面的论文、论著都与这个课题有关系，而习近平新闻舆论思想的研究，只发表了两篇论文，虽然我在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组织的面向全省干部做过多次习近平新闻思想的讲座，但是没有形成成果，前期积累不够。机遇都是为有准备的人而准备的，前期有积累，选题指南一下来，第一感觉就是兴奋，觉得这个题目我们有信心竞争。假如前期没有积累，就没有学术自信，想冲击重大，就没有底气。
国社科、教育部重大课题需要从不同侧面解决一个问题，这时，团队就一定要突破原有的格局。组建课题团队特别是重大课题团队时首先要判断哪些专家有可能成为申报者，如果他不申报，则可以拉他入伙，增加你的团队实力；其次是真正能进入课题组的人不一定是学术上非常突出的，比如媒体界专家，有实践积累，缺少的是科研积累，而研究大众媒介与社会思潮传播，涉及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二者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发挥作用的等等，业界专家的理解可能更加深刻。全都选学校专家有局限，因为学校偏向纯理论。当然，如果课题与政府、政策密切关联，那最好还要有政府部门的人员进入团队。就是说，团队成员的组成一定要与课题的性质、研究的目的相一致。
王 伟：这就是刚才您说的，需要从不同的层面选不同的人解决研究的问题。您能不能结合您的项目再进一步介绍一下它的主要工作以及意义所在呢？
李明德教授：社会思潮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国家、民族、大众的社会思想的一种走向，反映了一个国家、民族的思考和理论特征。改革开放是中国一项伟大的创举，这个创举使全国人民在物质上、精神上都获得了巨大的收获，要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思潮的演变过程、演变趋势，以及如何改变人们的想法、影响社会发展等等，都是需要认认真真加以总结的，总结的目的在于四十年已经过去了，未来的四十年五十年社会思潮会朝着什么方向演变，我们可能面临着哪些思潮包括国际思潮的影响，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思潮的引领作用如何体现，新媒介形态对社会思潮传播的作用机理如何形成等等，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研究的主要是大众媒介和新媒体，媒体既是载体，又是研究视角，媒体在社会思潮的演变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是构建、消解还是强化，像现在的新自由主义、新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消费主义、娱乐主义，都是社会思潮，媒介的推力如何评价。有时候对某个社会思潮很难从好与坏上定性，它非常复杂。比如民族主义，发展过头了，就会变成狭隘的、极端的、激进的民族主义，所以研究的落脚点是如何准确判断社会思潮，为社会治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提升寻求有效途径。当然这些问题目前还在思考中，我们的申报书针对的是报纸、广播、电视、期刊等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按照这四条主线研究社会思潮的传播路径，下一步要考虑的是这几个纵向路径之间的横向关联如何把握，放在改革开放大的时代背景下，思考它与社会的发展、与国家的要求、与人的思想观念演变、与全球性各种思潮之间又构成怎样的关系和影响等等。
王 伟：这个项目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社会思潮演变的梳理，更重要的是对未来的预期与研究。
李明德教授：梳理过去是为了警示未来，社会思潮其实是意识形态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习近平总书记讲要巩固壮大主流意识形态，要牢牢把握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领导权，我们研究社会思潮就是要帮助党和政府更好地占有舆论阵地、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领导权。如果社会思潮处理不好，就会演变成一种社会意识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王 伟：您在创新港建设方案里提出新闻与新媒体学院的基本定位是官产学研相结合，是不是意味着意识形态、社会思潮与新闻传播研究存在着内在必然的联系呢？
李明德教授：这一直是我要力求解决好的问题。我认为目前咱们人文社科领域，圈子化现象十分明显。无论教学、人才培养还是学术研究，过于把自己限制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自说自话的现象普遍存在。
正如前面所说，人文社科的许多问题来源于现实，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是为了让它更好地回应现实，这是个系统工程，不是一家、一户、一个学术共同体所能承担得了的。特别是新媒体时代，媒体融合、学科交叉、技术推动，使得媒介边界变得模糊，专业、学科甚至学院的界限也越来越不清晰，这为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带来诸多不确定性，面临的冲击很大。
这段时间我每个周末出去开会，有些会议把官员、媒体、高校、企业都请来，围绕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深入讨论，效果很好。如果没有官方参与，只是学术界讲怎样发展，就无法从政策层面解决问题。这是我一直提倡的四位一体的新闻传播学术研究框架和人才培养模式。今年9月18日我在桂林参加一个产学研媒体融合与人才培养方面的会议，是由一家企业主办，把教育部规划发展中心主任请来讲高校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怎样与企业、政府、媒体更好地对接，让我很受启发。
王 伟：咱们目前的学术研究的确是存在这样的问题。
李明德教授：创新港给我们创造了一个难得的发展平台。我们申请了一个省上的新媒体与社会治理创新团队，研究社会治理如果没有政府人员参与，那么研究就会失之于空泛。由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一字之差，反映了管理的主体由政府拓展到了更多层面，多个主体包括政府部门、媒体，甚至各种民间团体、个人共同参与，所以叫社会治理。社会治理本身都已经冲破了参与主体界限、扩大了范围，那么在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如果仍然局限在高校四堵墙内显然是不行的，其研究成果想产生广泛影响恐怕也是不容易的。
王 伟：这与学科本身的要求是不一致的。
李明德教授：是的，所以我一直想着四位一体，过去讲的三位一体就是官产学，我把媒体也加了进来，因为媒体在社会治理中担当着很重要的角色。媒体不配合、不理解，推进社会治理无论多么努力，它一个虚假的或者不恰当的报导，可能就会让努力前功尽弃。不久前的重庆公交车事件，一开始媒体说对面来了个女司机，逆向行驶把公交逼到江里面去了，后来真相出来又发出另外一种声音，说用手机殴打司机的女乘客平时为人比较和善，脾气比较好等等，不就事论事有事说事实在是一种误导，是引导受众对这样的人这样的行为产生同情，进而追问：是谁把这样的好人逼到了这种地步？矛头所指非常清楚。这是一些报道所惯用的春秋笔法。所以媒体在社会治理、社会管理、舆情应对、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方面，是存在问题的，媒体本身良莠不齐，提升自身素养也是社会治理的需要。
王 伟：的确如此。目前学校、学院都在鼓励老师们申报各类项目，尤其是国家级项目是很多老师们正在努力的方向，正如您所说，申报项目是对自己研究的总结、提升，也是让自己站在新的平台进行研究的方式。您作为重大项目的首席专家，能不能针对项目申报送给老师们一句话呢？
李明德教授：平时多观察社会、多思考问题、多参加学术交流、多做学术积淀，机会永远是为有准备的人而准备的。要利用好学校、学院、团队这个平台，珍惜这个平台！
王 伟：今天您从自己学术道路的经历、研究领域和学术问题的选择与确定、团队建设，以及重大项目所涉及到的内容和意义等方面，为老师们提供了非常多的经验和中肯建议，非常感谢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