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相继公示了2018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和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立项结果，人文学院共有3个项目获得立项资助，位列我校文科学院第一，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为了使更多教师了解三位首席专家及其研究、团队，并对青年教师所进行的学术研究有所帮助，同时也促进人文学院在科研文化氛围方面的建设，主管科研的副院长王伟副教授进行了首席专家专访。

本专访以“首席专家谈学术研究与创新”为题，分为三期：第一期是哲学系邬焜教授专访“以理论问题为导向 潜心研究开拓创新”，第二期是社会学系梁在教授专访“国际学者的跨国研究与前瞻思索”，第三期是新闻与新媒体学院李明德教授专访“现实问题引导下的科研拓展与创新”。

邬焜教授访谈录：以理论问题为导向 潜心研究开拓创新

王 伟：邬焜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这次专访！首先祝贺您的项目“信息哲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获批了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们知道您在信息哲学方面已经进行了近四十年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您认为是什么样的力量使您能够从一开始就进行信息哲学方面的研究，并越来越坚定地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呢？

邬焜教授：1978年，我考上了兰州大学，被分配到哲学系，以前我没有直接接触过哲学，大家说黑格尔是哲学领域的代表人物，于是我就开始读黑格尔，所以我读的第一本哲学书是黑格尔的《小逻辑》。那个时候没有哲学基础，读不懂。虽然读不懂，但读出点味儿来，就是黑格尔炮制体系的方法，三段式——正反合。要通过概念的逻辑推论，描述事物的运动过程，就必须有描述过程的中介，不能仅仅是对立的两极，这是当时从黑格尔那里悟出的一个思想。后来我们一上课就学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纲要》，首先就讲的是哲学基本问题，我就琢磨：哲学基本问题怎么就是物质和精神两极呢？怎么就不是黑格尔的三段式呢？

王 伟：看来黑格尔的《小逻辑》对您十分重要。

邬焜教授：对，很重要。我从中获得启发：如何从物质到精神，物质和精神没有中介，二者如何联系、如何过渡和转化？能不能找一个中介，就像黑格尔那样，把它搞成三段式？就这么一个想法，也是一个发现问题的契机。我想如果能把中介阐释清楚的话，肯定对哲学是一个大的突破。当时“老三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刚被引入中国，我在阅读学习的基础上发现，信息范畴可能能够充当这个中介。于是我就开始自学信息论的文献，并由此涉及了控制论和系统论的相关学说。在学习中我发现，现有的信息论对信息的规定太狭隘了，它们基本上都是技术层面的，要将其引入哲学就必须从哲学层面重新规定。我意识到，要把信息作为物质到精神的中介就应当从物质自身的运动中来寻求信息产生的过程和机制，并由此来规定信息的本质。在大二（1980年）的暑假我完成了第一篇哲学论文《思维是物质信息活动的高级形式》，文中把信息分为物质信息和由之升华而来的精神信息，把从物质到精神的过程描述为从物质到物质信息再到精神信息的一个发展过程，从而把物质和精神用信息中介关联了起来。文章划分了信息的形态：自在信息、自为信息、再生信息，把信息定义为物质存在方式和状态的显示。这样就把从物质到精神的过程描述为一个以自在信息为中介的过程，并且在信息活动的高级形态的意义上重新规定了精神的本质。1981年这篇文章在《兰州大学学生论文辑刊》上发表。信息哲学的创立可以追溯到这篇文章。1981年，我又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信息在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信息本体论和信息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和概念框架：一是哲学本体论的概念层次论，二是哲学认识论的信息中介论。该文的纲要于1981年在北京出版的《潜科学杂志》上发表。另一篇论文《哲学信息的量度》，从哲学的角度来度量信息，提出了绝对信息量和相对信息量，绝对信息量用矩阵表示，这个是哲学化的，相对信息量用香农公式，但指出香农公式是静态的，应该改造成动态的，所以我又设计了动态信息量公式，用数学化的方式从哲学角度来定量信息。这三篇论文都是在大二和大三期间完成的。基于这三篇论文和相关手稿，我于1982年4月完成了15万字的题为《哲学信息论》的一本著作，并以此作为我的本科毕业论文。这部著作可以算作是我的信息哲学创立的标志。1987年该论文的扩充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后被学术界评价为“信息哲学的奠基之作”。

一直以来有多人问我哲学应该怎么做？当年怎么就想到做信息哲学？我现在回忆起来，一个不懂哲学的人却提出了一个新的哲学，这一现象说怪也怪，说不怪也不怪。其实就是发现了一个矛盾、悟到和抓住了要解决这一矛盾问题的契机。这个矛盾是黑格尔的三段论和恩格斯的哲学基本问题的两段论，这个问题是怎么把两段论改造为三段论？因为在哲学基本问题上有了变化，所以整个哲学理论就随之变化了，本体论、认识论，所有领域都变了。我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没有离开这个领域，一直在做这个，不管别人说什么，说我这一套行还是不行，我都不曾舍弃，就这么一直做下来了。

王 伟：听了您做学术的经历，我认为可能有三点是非常重要的：一是从现有的理论中发现存在的问题，二是在对这个理论问题进行思考的过程中，紧密地与国际前沿对接，更多地了解国外学者在解决类似问题或相关问题时的思路，三是对所研究的学术问题充满兴趣并能持之以恒。

邬焜教授：第二个方面不是很直接，我的体系的建构并没有直接借助于西方或者国内的成果，因为它作为开创性的先例，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一旦建立成这样的模式，整个哲学的阐释就遵从一个逻辑，本体论该怎么阐释、认识论该怎么阐释，都是按这个逻辑推出来的，这与传统的哲学不一样。虽然当年《小逻辑》我没读懂，但读出了人家概念运演的方式。我提出把科学的东西引入哲学、改造哲学、重建哲学。我认为哲学是一个逻辑，其中一个初始条件改变以后，你从这个往后展开能研究很多东西，不愁找不到研究的题目，只有研究不完的题目。写了第一篇，就能派生出第二篇、第三篇，永远研究不完，这也是我这么多年离不开这个领域的原因。我一直闭门造车，没有参考国外相关的东西，先建立起信息哲学的体系。在这一过程中，真正使我受益的是相关的现代科学的成果，以及对传统哲学的基本理论的质疑和批判。真正详细了解哲学史和西方现代哲学的某些学说则是后来的事情。由一有了自己的哲学理论，所以在后来梳理哲学史和面对西方意识哲学的相关理论的时候我便有了重新阐释和批判分析的新的理论视角。这就是后来我做的工作：梳理了古代哲学的相关观点和理论、重新阐释和解读了哲学基础理论、批判分析了西方当代意识哲学、利用新的科学和哲学的范式重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

王 伟：您的信息哲学如今在国内外都具有很高的知名度，您觉得您的信息哲学和弗洛里迪的信息哲学之间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邬焜教授：弗洛里迪也把信息哲学当作第一哲学，他用的概念是第一哲学，我用的概念是元哲学、第一哲学、最高哲学，这些都用过，在这一点上我们是相通的。但弗洛里迪实际上仅仅罗列了信息哲学应该研究一些问题，我认为这是多余的，因为信息哲学作为最高哲学、元哲学，所有哲学领域都要进行重新解释，这才是第一哲学要干的事。同时，弗洛里迪列出来的有些问题不属于哲学问题，而是属于技术层面的、科学层面的问题，于我而言，我不列问题，我只说哲学的所有领域都是要重新建构，这就是我们之间的第一个区别；第二个区别在于弗洛里迪不承认统一信息科学可以建立，他在最新的成果中指出信息是多义化的存在，给不出一个统一的信息定义，而我认为统一信息科学是可以建立的，统一信息科学和信息哲学的范式应该是统一的，都是信息范式，只不过是层次不同，信息哲学可以作为统一信息科学的基础包容在统一信息科学最基础的理论中，这是我的观点。直到目前，弗洛里迪并未给出信息哲学基础理论的一般阐释，并且也没有建立信息哲学的体系，而我认为真正的统一是在哲学层面上，即使在各个具体领域表现不一，但是这个范式是相通的，因为在具体领域里加入了具体的限制、具体领域的特征的规范，所以在那里面有一些具体的解释。从不同角度的解释都是允许的，但是上升到信息最一般的本质、核心的解读只能在哲学层面完成，所以统一信息科学只能依赖信息哲学作为其理论基础，才能建立，这也是我的一个观点。

王 伟：您申报的项目涉及信息哲学未来的发展，您认为在未来它可以有哪些方面的发展呢？

邬焜教授：信息哲学的未来发展是和人类社会未来的智能化发展相衔接的，人类社会在未来会过渡到智能化发展的阶段，而智能本身又是信息世界的一个领域，它本身也是信息，而智能社会是信息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信息社会应该被信息哲学所关注，智能社会也应该被信息哲学所关注，所以我在这个重大项目里就涉及了信息哲学未来的发展前景的问题，这就和智能社会的发展相结合了。要从未来社会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生活方式、观念模式等等一系列问题引出的变革来讲信息哲学的发展。我近期的几篇论文和相关的几次讲座都是关于这个方面的。《智能化社会的体制诉求和人的本质的新进化》会在12月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上发表。哲学本就应该对社会问题进行阐释、对社会的发展起到助推作用，我对于未来社会的发展也有一些设想。

王 伟：现在有很多老师都在申报国家级的科研项目，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自己所研究的领域究竟以什么样的题目申报，或者说如何在自己所研究的一些问题中抓住一个具有根本性的而且能辐射到很多方面的重要问题等等，您认为在申报项目时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邬焜教授：从我申报的情况来看，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研究的前期积淀，专家看重的不仅是题目设计的好不好，而更为关键的是你在这个题目上是不是有研究，这是最重要的；第二个是在填报的时候不要受限于表格的形式而平铺直叙地设计论证纲要、研究背景、国内外研究综述等选项，这些方面只要把最主要的内容列出来就可以了。应该把大量的篇幅用于研究内容上，将所能想到的能够创新的研究观点一定要列出来，而且越多越好，让评委知道自己确实有研究，这些观点没见过，确实是新的、是独创的，这是最主要的。我申报课题时把其他部分压缩到很短的篇幅，重点突出研究内容和创新观点。此外，题目新颖是一回事，创新点的罗列又是另一回事，这两点要搞清楚。题目不要流俗、不要雷同这很重要，但相应的创新点更重要。有些人把研究背景和方法占了很大篇幅，还设计表格，而在谈到研究内容和创新点时却很简单，我认为这是喧宾夺主。

王 伟：我们知道您既是哲学家又是诗人，既著作等身又行万里路，请问您是怎么做到既在学术上深入钻研，又不失生活的乐趣与情调的呢？

邬焜教授：我做学问的方式和别人不太一样，别人做学问的方式就是读书，读很多书然后有想法，写一篇论文，写完一篇就一篇，然后再读很多书，有想法再写一篇。而我是从抓住一个值得研究的根本性问题出发，研究完这个问题，其他问题又接着来了，问题不断，不用去刻意找问题，由这一个问题派生出很多问题，根本做不完。另一个方法是不盲目读书，围绕问题读书，这样的学习不是科班式的学习，我为了解决相应问题，哪个学科的知识有用，我就学哪个学科，读书不要排斥其他领域的书，不要设立学科界限，同时，学其他学科知识时，只要够解决问题就行了，不用像科班学生那样系统地学习，因为我是为解决问题而学的，不是为了那个专业而学的，这样看书就比较省力，我只要读懂就行了，能够为我这个问题做支撑就可以了。读书首先要明确，我读这些书是要干什么，要解决什么哲学问题？没有针对要解决的问题去读书，就是狗熊掰棒子。围绕问题学，可以融入到知识结构中，这些知识就成为自己的。那么在什么情况下读书不能排除盲目性呢？这就是当你没有问题研究的时候。这时候读书是为了找问题，一旦找到问题，就不要盲目读了。

王 伟：在申报项目的时候，有些老师申报了，但是没有成功，对这种情况您有什么建议呢？

邬焜教授：前期的积累十分重要，在前期积累的基础上，填写申报材料时突出自己的创新点，用自己的论证来告诉专家你所研究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并且你也有能力完成这个项目。

王 伟：您觉得在您近40年的学术经历中，有什么样的感悟？或者能否总结几句话送给大家？

邬焜教授：一是选好研究方向，选一个值得研究的领域；二是潜心研究，排除干扰！

王 伟：今天您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经历谈了您关于如何发现理论问题、拓展研究问题、如何申报项目、从事学术研究的经验和思考，也给老师们提出了中肯的建议，非常感谢您！